“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作者以此起笔，是颇具匠心的，实际上没有比一年一度晒衣裳的场景更能展示一个普通女人与服装的关系了。那本是一件烦琐的家务，却又偏偏让女人们乐此不疲：“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置身于缤纷衣袂中的女人对于服装的莫名之心，被作者微妙地道出，非女人不能体味。衣裳在太阳的暴晒后，时光的推移中，“然而现在已经冷了”——那个悠闲、平静、绣金的世界随着落日永远地逝去了。

 

接着第二段承首句的“如果当初”而来，生发出张氏特有的妙语：“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把“回忆”联系起来的是残存在衣裳中的樟脑香。衣裳的回忆、服装的历史将在这香甜而怅惘的气味中徐徐展开。

 

于是，一部“更衣记”——服装的更新换代的历史，在作者津津乐道于衣领的忽高忽低、衣袖的时长时短中悄然演进。

 

一

 

“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张爱玲开宗明义，概括了第三至十一自然段的内容和主旨。作者从满清开国写起，那时，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明代遗风。17世纪中叶直至19世纪末，女子的服装是宽大的衫裤，加“大袄”、“中袄”、“小袄”，再加“云肩背心”的层层压迫。“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这哪里是人在穿衣，而是衣在装人，只见衣衫不见人，人的主体性全然丧失。人虽然无足轻重，但穿什么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不同时节、不同场合、不同地位的女人，穿红着绿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逢年过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于是想起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金鲤鱼的百褶裙》，它通过描写一个民国时代的女人穿衣梦想的破灭，揭示了旧中国妇女令人心碎的遭遇及人生。身为丫头而收房成为姨太太的金鲤鱼，一辈子隐忍苟活，她的较大心愿是能在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时，穿上一条大红洋缎的、绣着“喜鹊登梅”的百褶裙。但身为小妾的她是没有这种资格和名分的，那精心准备的绚丽百褶裙，带着她的期望和梦想被永远地压在了箱底。在这里，百褶裙既是一个女人内心思想的表述，凄惨一生的写照，同时，它还是一种政治化的权力象征，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它表明封建等级制度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各个角落。民国时代的风气尚且如此，此前的满清及其更遥远漫长的封建时代更是可想而知。据服装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群中，部落酋长、大祭司的穿戴，跟一般群体成员的就不一样了。《易经》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制定了冠服制度，“汉以后，中国的舆服制度已是相当完备发达的了。从天子皇族、文武百官到庶人百姓，各有严格的服制，从服色、服式一直到花纹图案，都有相应规定，不得逾越。祭服、常服，冕衣平装，各有其制；冠笄之礼，长幼之服，各依其时。”①难怪衣服的规矩和讲究并不简单，它是繁复的、琐碎的。张氏一一道来，比如，百褶裙的褶子，不光是服装的样式而已，它还是女人家教、仪态的严格试验。又如穿皮子，如果不得法，便被目为暴发户，所以必须分门别类详尽区分不同的“小毛”、“中毛”、“大毛”，并懂得什么季节该穿什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