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散文，不是谁都能随便写的，它是从汪先生独特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里来的。汪先生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奉命画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烧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这葡萄月令也是写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生活，但看不出一丝的悲苦，而是汪先生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

 

这散文是一种回忆。人说散文是一种老年人文体，我想就是从回忆来说的，汪先生对葡萄的叙事是以回忆为动力点的，回忆是对过往生活片段的的缝合，是对过去生活的重新连接和庚延。它过滤的往往是苦难，留下的是附着在苦难上的温馨，消除了浮躁的火气，求其文本醇美。

 

人们说汪曾祺是中国较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士大夫的情趣：棋琴书画无所不通，花鸟虫鱼无所不爱，汪先生是书法家、画家，好酒和美食，通音乐。

 

我们说《葡萄月令》像一幅水墨画，这大概源于他从小受了绘画的浸染吧。“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父亲）作画有关”“从小我也学着涂鸦，日后把绘画的留白用到小说里来了”“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是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我的小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喜欢画，对写小说， 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是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这虽然是讲的小说，但汪先生的小说，人们的评价是散文化，他是把小说当散文写的，故他的散文中有画意，一点清淡的墨迹，留白是一种，留白其实给人的是想象补充，让你回忆，那些渲染的地方是你回忆的入口，那些留白的地方使你展开驰骋的空间。

 

汪先生散文走的路子是散文的正宗：心态放松，自然而然，汪先生说：“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这在《葡萄月令》中可以看出，汪先生只是用口语简简单单写下的句子，却仍吸引人读下去，这就是他文章中所独有的气韵，格调与情趣所致。如雪的晶莹，亦如葡萄的圆润，更似汪先生淡泊的心，经历过离乱，饥饿，繁华，走过千里万里，看尽了人间悲喜，但还是那么温温婉婉，这文字没有嚎天呛地，没有激情似火，却别有怀抱，这样的文字，在你终卷后，还能牵怀，还有余韵，这就足了。

 

汪先生是通音乐的，曾编有《沙家浜》，《葡萄月令》通篇口语的叙述方式是其主要特色，有一种京白的味道，京白是吟诵式的、节奏化了的音乐语言。清代戏曲理论家李笠翁先生在《闲情偶记》中这样说：“唱曲难而易，说白易而难。知其难者始易，视为易者必难。”如汪先生这样的语言，一般人是办不了的，有时汪先生还会嵌上几句北京（也有些是北方）的方言，增加了文章的生色，如说：“小孩嘬奶似地拼命往上嘬”“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从事语言艺术的作者而言，语汇并无俗雅之分，只要那个字眼用到那个地方恰到好处，是不应该有这种畛城之见的。至于语势（语态）汪曾祺在这篇散文里也是注意到了北京人的用语习惯。如说：“然后，请葡萄上架……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简单明了而且极为传神。又如“葡萄不开花，哪能呢！”这种倒装的叙述方式，也确是只有北京方言才能道出。为了造成一种叙述的亲近感，作者有意采取拟人方法，如说：“请葡萄上架”、“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即是。作者还不满足于此，又有意多用短语、短句、单字，可以触目皆是，从而加重了文章的节奏感。

 

散文写作的至高境界，我以为就是蔡邕对书法的忠告“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所谓“散怀抱”，既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散文的美学境界。不是所谓的“形散神不散”，而是神先散，做到精神放松，做到不是代圣人立言，不是文以载道，不看官家脸色，不看商家脸色，摆脱世俗的羁绊，汪先生是通书法的，他实践了蔡邕的话，他的散文是无意于佳乃佳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