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时代新旧交替，变革猛烈强势，然而绅士和文人都没参加革命。（他们定然都未与旧时代完全割断，却被历史挟持着前进。他们隐约都敏感地觉察了中国可能的未来，却又都满腹狐疑。他们所身处的阶级跟工农群体跟男女之别一样不可欺。所以当工人农民欢欢喜喜闹革命时，他们就尴尬了。消极分子倦怠惫懒，等着明天盼着后天一日还似一日。积极分子浑身的大劲没处使，更要出问题，泄气在所难免，较之当初更加空虚无措。迷茫啊！）

 

绅士不一定有文化，文人多半有。（那时的绅士“待人接物”有分寸，大家对此的解读是虚伪圆滑，但我觉得这很聪明，毕竟那个特殊时间，敌友不明，可怕可怕。两党之间搞间谍活动是个表现，有权势有名望的绅士自然要多加谨慎，站错了队，分错了敌我，不妙不妙。另一个方面，这也许正是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绅士的优势。再者，既然这距离是微妙的，无形的，也就说明是可调节的，因人因事而异的，这难道不比君子的寡淡、村夫的热浪更加先进吗？再讲文人，文人是有一定人格追求的，他们往往一厢情愿地把自然世界归入道德世界说事儿。然而两者明显不符，甚至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逆反。所以，说白了，他们就是嫌弃农民。说实话，那个时候，农民领导中国的能力是值得商榷的，农民的素质更是值得怀疑的，至于马克思主义，谁也不知道这种理论究竟成不成，俄国成了，中国不一定呢，或者另一个鬼玩意儿罢了。毕竟那时这个幽灵在中国还游荡着呢。所以这就造成了文化人的一种心态：还是划一划界限得好。几千年，中国的文人一向是怕鬼的，他们讨厌神秘，讨厌不清不楚的，利弊不彰的东西，他们看不清农民革命的未来，他们懒得琢磨，畏惧探索。也许跟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有些联系，殊不知这一点还将造成中国更大的悲剧。（可这又与古代有些差别了，天子说奉天承运，他们信了，深信不疑，因为天子可以给他们官做，现在的文人深切地知道：农民成功了，他们啥也捞不着。）他们错就错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统治阶级从来都不应该是较聪明，素质较高的阶级。实行寡头政治的话，人民只有坐以待毙了，这也就是农民把造反当成除了种地的第二职业，工农联盟组织驾轻就熟的原因了——先辈经验摆着呢。（我还想到一个问题，也许较有文化的统治不了国家就是因为胡思乱想太多，顾虑太多，太有文化，所以被自己的道德所束缚了，农民管什么纲常礼教，你欺负我，我就反！！！）

 

绅士安于现状是因为现状很安好，文人不采取行动是因为不需要他们采取行动。（绅士们没受到压迫，没理由寻求变革。而文人，往往是盛世需要他们，危局也需要他们，需要他们动一动脑子，动一动笔。这之间的工作，还是得由农民完成。这时的他们，自然是缩居一旁静观其变。历史的演替，每一种人都必将参与，否则那些人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必不会有一种人每个过程都被需要，否则历史本身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绅士庸人自扰，文人无病呻吟，是因为人受关注的需要。（有时我看见人的嘴张张合合，张张合合，张张合合，会很憎恨这个世界，讨厌无谓的交流。于是我构想了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但我很快发现，我仍然不自由，因为很快所有人的肢体就开始摇摇摆摆，摇摇摆摆，摇摇摆摆。事实上，人皆不能忍受被忽视。无论是被别人，还是被自己。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交流是无谓的，没有呻吟是纯颓废的，所有形式的自扰，都必对人有一定积极意义。即使为了虚荣的目的，以一种消极隐晦的方式证明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