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桶者》象征意义
2017-06-12 06:18:47 来源：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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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桶者》象征意义！《骑桶者》作者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骑桶者》象征意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骑桶者》知识点大汇总
《骑桶者》象征意义
卡夫卡的《骑桶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天寒地冻、走投无路之时骑着煤桶去讨煤，却被煤店老板娘用围裙轻轻地扇到了冰山区域，隔绝于人世。小说的神来之笔就在于讨煤的方式——骑桶。为何要骑着桶去呢？是用这种虚构的技巧来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吗？这种解说有些牵强。
我认为至少还可从三个方面解读“骑桶”这一虚构的情节的意义。
一、“骑桶”是恐惧心理的流露
“恐惧”萦绕卡夫卡的一生，对他那位粗暴强悍的父亲，对他那不时讥讽他的叔叔，对那个“如寒冷的空间”的家庭，对整个世界，他内心都充满“恐惧”。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信件中说：“我的本质是恐惧。”因而“恐惧”也伴随着他的写作过程，充斥着他在小说中虚构的那个世界。
“骑桶者”之所以“骑桶”，是因为他的恐惧心理。“我”害怕讨煤被拒绝，所以选择了“骑桶”这样特殊的方式——如果被拒绝，就可以助力地离开。尽管“我”竭力哀求，但是发出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浊不清的。文中两次描述了“我”的声音。先进次是“我”呼喊煤店老板，“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第二次是“我”对老板娘哀求，那声音却“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因而煤店的老板始终没法发现“我”的存在，更无从答应“我”的请求。老板娘在“我”看来是歹毒的，因为“我”确信她能看见“我”，却故意视而不见，还解下围裙把“我”扇走了。但也许这只是“我”的看法，或许她真的没有看见，对于一个骑着煤桶，漂浮在半空的异化者，常人的眼睛或许是看不见的。其实“我”可以去敲老板的门，去直接和老板交流，大大方方地要煤，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内心的恐惧在作祟，“我”害怕和老板面对面地交流，“我”没有勇气直面现实，“我”是一个怯弱、畏缩、惶恐的可怜虫。我们甚至可以对小说作这样的解读：“我”根本没有去借过煤，只是在脑子里臆想了一番自己怎样骑着煤桶去借煤，然后被驱赶到千里之外的冰山。荒诞的想法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恐惧和无助。
这样的“恐惧”心理在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所流露，只不过都是以一种模糊的、隐喻的形态出现，“骑桶”便是对世俗社会恐惧的一种隐喻。
二、“骑桶”是“异化”的象征
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能“提桶”，而“我”却是“骑桶”，这是一个隐喻，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这恰恰表现了“我”与世俗世界疏离的孤立处境。简言之，“骑桶”是“异化”的象征，好比《变形记》中的“我”异化为一只大甲虫一样。卡夫卡作品中的人常异化为“非人”，或者有了“非人”的举动，如骑桶，就是在外在重压之下产生的灾难感、孤立感和绝望感。在“我”眼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而“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人心和天空，也就是除“我”之外的外部世界都是那么冷酷，“我”只得“异化”，只得采用不同寻常的方式，“骑桶”只是隐喻，不是说真的骑着桶去要煤，而是象征着一种独特的方式。
“异化”表现的是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亲情的淡漠、友情的匮乏、道德伦理观念的缺失。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写照，人从“上帝的奴隶”变为“机器和技术的奴隶”。生活的压力、工业生产及残酷的战争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绝望感。卡夫卡可以预言，但却不能解决这些社会症结，这就注定他的作品抒写的是孤独者的惶恐、“异化者”的无助。
三、“骑桶”为表现多重主旨
“骑桶”这一构思可以丰富作品的内涵，表现作品主旨的多重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改为一篇写实的文章，在先进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较艰苦的一个冬天，一个买不起煤的穷人向老板乞讨，却被拒绝。那么这是一个关乎社会黑暗、人情淡漠的主旨，和千万饱含劳苦大众血泪的声讨式的文章并无二致。
采用“骑桶”这一构思同样可以表现这一主旨，并且能够表现得更加深刻。这就好比是工笔细描和漫画的区别，工笔细描是真实的，却显平淡；漫画则可以运用虚构、夸张等手法体现典型特征，达到不寻常的艺术效果。“我”以为采用“骑桶”这种特殊的方式会得到老板的同情，我以为“怎么去将决定我此行的结果”。没料到“我”估计错误，老板娘把“我”扇走了，“我”的“骑桶”方式反而成为更易被驱逐的借口，其实老板娘连拒绝的理由都不用找，直接当做没有看见。 “骑桶”，展示的不仅仅是黑色幽默，更是主人公自嘲式的无奈和深沉的悲哀。
除了控诉社会之外，《骑桶者》还延续了卡夫卡小说一贯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关于这一解读，北大文学博士胡少卿先生在《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卡夫卡〈骑桶者〉》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述：“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这样的主旨是“提着煤桶步行去讨煤”所无法体现的。“骑桶”带来的虚构感、模糊感才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当然，作家也有可能是借“骑桶”这种行为作一番自嘲式的剖析。“我”骑桶的方式和经历都是极为可笑的：“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较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滚”写出了骑桶的丑态，但是“我”却洋洋自得，觉得“妙哉，妙哉”，竟然还有了骑骆驼的感觉。“我”虽然可以骑桶，却不能掌控它，“我”“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却降不下来，漂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前急切呼喊却无济于事，这构成了“我”借煤的窘境。较后因为骑在煤桶上的“我”太轻，被一条围裙轻易驱赶。居然抵挡不住一条围裙，这是本文嘲讽意味较浓烈的一笔。类似于“我”的这种猥琐、不堪一击、微不足道的形象也是卡夫卡小说中常见的。他在对内部世界的自省和对外部世界的控诉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结语
卡夫卡借“骑桶”这一精巧的构思，将真实和虚构、沉重和诙谐优秀地结合，既把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了读者，也把自己的内心展现给了读者。正如他在1904年的日记中所言：“一本书必须是能够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他要求文学有力量，足以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那么，《骑桶者》借助“骑桶”，有了比“提桶”更震撼的效果，反映了更深厚的内涵。有人说，卡夫卡的作品是一座走不出的迷宫，象征了什么，隐喻了什么，揭示了什么，都很模糊。也有人说关于卡夫卡的一切诠释都是徒劳，就如他小说中主人公所作的努力一样。但是，迷宫的意义就在于探寻，所以我们不遗余力地探寻便是希望所在。
卡夫卡在小说发展史上较大的贡献可以说是重新处理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小说究竟是不是应该写得像现实一样让人信以为真？虚构在小说中应该如何有效地伪装起来？这些问题曾经一直困绕着小说作者。米兰·昆德拉把卡夫卡的小说比喻为“梦的呼声”。他说：“19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的实现却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世纪以后惟有卡夫卡发现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巨大贡献并不全在于他跨出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在小说这块场地上幻想能像在梦中一样爆炸，小说能够从看似难以摆脱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前，并不是没有作品处理好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但只有到了卡夫卡这里，这种行为才被提炼为一种小说史理论。正如博尔赫斯在他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所说的：“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而卡夫卡跨越现实与虚构的门槛似乎那么简单，仅仅用了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在《骑桶者》这篇小说里，卡夫卡虚构了一个“骑着木桶飞翔”的形象。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飞翔本来是一件浪漫和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篇小说里，飞翔却成了让人心酸的举动，因为它的目的是去“借煤”。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谓的用“轻”来化解“重”的文本。缺煤、寒冷、乞求，这都是一些沉重的主题；“飞翔”则是一种很轻灵的举动。在这里，“轻”中和了“重”，让作品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而且让作品的层次丰富起来。
我们设想，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的作品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以及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这样的形而上的层面。
“骑桶飞翔”这个情节使小说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区分开来。“借煤”这个较现实的问题被虚化了。借助于“飞翔”，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还是仅仅只是在幻觉里进行。作者在文中暗示了“借煤”的幻想性：“‘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而紧接着，错觉果然被证实了，老板娘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这一细节将借煤事件彻底置于似真似幻的氛围中，让人怀疑它只是发生在幻觉里。
《骑桶者》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处理虚构的特点。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样，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种幻想的现实和结果，丝毫不需要铺垫。当然，木桶的腾空仍有其现实性以及心理逻辑的真实，它是木头的、空的，它太轻了，同时它承载的其实是人类较可怜和较基本的希求和愿望，是匮乏时代的象征。而木桶空到可以腾空的地步也可以看做是用夸张的手法写极度的匮乏。
和博尔赫斯一样，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以绘画为例，在卡夫卡看来，照片是较不真实的，而毕加索的绘画作品则是较真实的）。同样和博尔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总是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从《骑桶者》中对骑桶者细致的环境、心理、语言描写，可以印证这一点。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笔下，“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必须明白，没有这种恰恰在次要细节中显现的现实主义的‘比比皆是’，则对我们总体存在中所产生的魔幻的不断召唤，就会把梦魇降低为一种牧师的说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卢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借助细节上描绘的准确性，心态上的逼真性，卡夫卡的作品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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