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桶者赏析篇1

 

　　卡夫卡的《骑桶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天寒地冻、走投无路之时骑着煤桶去讨煤，却被煤店老板娘用围裙轻轻地扇到了冰山区域，隔绝于人世。小说的神来之笔就在于讨煤的方式——骑桶。为何要骑着桶去呢？是用这种虚构的技巧来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吗？这种解说有些牵强。

 

　　我认为至少还可从三个方面解读“骑桶”这一虚构的情节的意义。

 

　　一、“骑桶”是恐惧心理的流露

 

　　“恐惧”萦绕卡夫卡的一生，对他那位粗暴强悍的父亲，对他那不时讥讽他的叔叔，对那个“如寒冷的空间”的家庭，对整个世界，他内心都充满“恐惧”。卡夫卡在《致密伦娜》的信件中说：“我的本质是恐惧。”因而“恐惧”也伴随着他的写作过程，充斥着他在小说中虚构的那个世界。

 

　　“骑桶者”之所以“骑桶”，是因为他的恐惧心理。“我”害怕讨煤被拒绝，所以选择了“骑桶”这样特殊的方式——如果被拒绝，就可以助力地离开。尽管“我”竭力哀求，但是发出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浊不清的。文中两次描述了“我”的声音。先进次是“我”呼喊煤店老板，“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第二次是“我”对老板娘哀求，那声音却“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因而煤店的老板始终没法发现“我”的存在，更无从答应“我”的请求。老板娘在“我”看来是歹毒的，因为“我”确信她能看见“我”，却故意视而不见，还解下围裙把“我”扇走了。但也许这只是“我”的看法，或许她真的没有看见，对于一个骑着煤桶，漂浮在半空的异化者，常人的眼睛或许是看不见的。其实“我”可以去敲老板的门，去直接和老板交流，大大方方地要煤，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内心的恐惧在作祟，“我”害怕和老板面对面地交流，“我”没有勇气直面现实，“我”是一个怯弱、畏缩、惶恐的可怜虫。我们甚至可以对小说作这样的解读：“我”根本没有去借过煤，只是在脑子里臆想了一番自己怎样骑着煤桶去借煤，然后被驱赶到千里之外的冰山。荒诞的想法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恐惧和无助。

 

　　这样的“恐惧”心理在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所流露，只不过都是以一种模糊的、隐喻的形态出现，“骑桶”便是对世俗社会恐惧的一种隐喻。

 

　　二、“骑桶”是“异化”的象征

 

　　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能“提桶”，而“我”却是“骑桶”，这是一个隐喻，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这恰恰表现了“我”与世俗世界疏离的孤立处境。简言之，“骑桶”是“异化”的象征，好比《变形记》中的“我”异化为一只大甲虫一样。卡夫卡作品中的人常异化为“非人”，或者有了“非人”的举动，如骑桶，就是在外在重压之下产生的灾难感、孤立感和绝望感。在“我”眼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而“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人心和天空，也就是除“我”之外的外部世界都是那么冷酷，“我”只得“异化”，只得采用不同寻常的方式，“骑桶”只是隐喻，不是说真的骑着桶去要煤，而是象征着一种独特的方式。

 

　　“异化”表现的是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亲情的淡漠、友情的匮乏、道德伦理观念的缺失。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写照，人从“上帝的奴隶”变为“机器和技术的奴隶”。生活的压力、工业生产及残酷的战争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绝望感。卡夫卡可以预言，但却不能解决这些社会症结，这就注定他的作品抒写的是孤独者的惶恐、“异化者”的无助。

 

　　三、“骑桶”为表现多重主旨

 

　　“骑桶”这一构思可以丰富作品的内涵，表现作品主旨的多重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改为一篇写实的文章，在先进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较艰苦的一个冬天，一个买不起煤的穷人向老板乞讨，却被拒绝。那么这是一个关乎社会黑暗、人情淡漠的主旨，和千万饱含劳苦大众血泪的声讨式的文章并无二致。

 

　　采用“骑桶”这一构思同样可以表现这一主旨，并且能够表现得更加深刻。这就好比是工笔细描和漫画的区别，工笔细描是真实的，却显平淡；漫画则可以运用虚构、夸张等手法体现典型特征，达到不寻常的艺术效果。“我”以为采用“骑桶”这种特殊的方式会得到老板的同情，我以为“怎么去将决定我此行的结果”。没料到“我”估计错误，老板娘把“我”扇走了，“我”的“骑桶”方式反而成为更易被驱逐的借口，其实老板娘连拒绝的理由都不用找，直接当做没有看见。 “骑桶”，展示的不仅仅是黑色幽默，更是主人公自嘲式的无奈和深沉的悲哀。

 

　　除了控诉社会之外，《骑桶者》还延续了卡夫卡小说一贯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关于这一解读，北大文学博士胡少卿先生在《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卡夫卡〈骑桶者〉》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述：“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这样的主旨是“提着煤桶步行去讨煤”所无法体现的。“骑桶”带来的虚构感、模糊感才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当然，作家也有可能是借“骑桶”这种行为作一番自嘲式的剖析。“我”骑桶的方式和经历都是极为可笑的：“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较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滚”写出了骑桶的丑态，但是“我”却洋洋自得，觉得“妙哉，妙哉”，竟然还有了骑骆驼的感觉。“我”虽然可以骑桶，却不能掌控它，“我”“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却降不下来，漂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前急切呼喊却无济于事，这构成了“我”借煤的窘境。较后因为骑在煤桶上的“我”太轻，被一条围裙轻易驱赶。居然抵挡不住一条围裙，这是本文嘲讽意味较浓烈的一笔。类似于“我”的这种猥琐、不堪一击、微不足道的形象也是卡夫卡小说中常见的。他在对内部世界的自省和对外部世界的控诉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结语

 

　　卡夫卡借“骑桶”这一精巧的构思，将真实和虚构、沉重和诙谐优秀地结合，既把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了读者，也把自己的内心展现给了读者。正如他在1904年的日记中所言：“一本书必须是能够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他要求文学有力量，足以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那么，《骑桶者》借助“骑桶”，有了比“提桶”更震撼的效果，反映了更深厚的内涵。有人说，卡夫卡的作品是一座走不出的迷宫，象征了什么，隐喻了什么，揭示了什么，都很模糊。也有人说关于卡夫卡的一切诠释都是徒劳，就如他小说中主人公所作的努力一样。但是，迷宫的意义就在于探寻，所以我们不遗余力地探寻便是希望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衢州第二中学）

 

　　飘飘何所似？——《骑桶者》赏析篇二

 

　　英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较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亦即现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问题》)

 

　　卡夫卡一再逼问的现代人的困惑就是：在信仰自由的时代（袪魅的时代）里，如何寻找一个自己的上帝？也即：用什么样的理由（人生意义）来挂住此生，摆脱那人生的虚无？

 

　　卡夫卡说：“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持续不断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隐匿的。”

 

　　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探寻这“长期隐匿”者。无论是是《审判》、《城堡》这样的长篇，还是《变形记》、《骑桶者》这样的短章，其实都是卡夫卡对人的存在理由的拷问，对不可摧毁的“信仰”或“爱”的可能性的逼问。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拷问的是“亲情”。主人公格里高尔深爱着家人，他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家人之爱为了亲情。然而，这看似崇高伟大的“亲情”，一朝醒来就被打得粉碎。他变成了一只甲虫，虽然热爱亲人之心丝毫未变，但生活却已不可继续！卡夫卡把脉脉温情撕得粉碎，露出自私冷酷的生活真相。真令人绝望！

 

　　而《骑桶者》虽然表面上写物质能量（煤）的匮乏，本质则是以此象征个人精神能量（人生信仰）的匮乏。“骑桶者”正是一个贫乏的绝望者！

 

　　“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象征着人精神能量的耗尽，坠入虚无绝望的境地，人生的“寒气”与“冰凉”弥漫周身。人在绝望之中自然想到“向苍天求助”。然而，现代人面对的“天空”，已成了“一面盾牌”，它隔绝了人与上天的联系，即我们已不再相信有“上天”了。谋杀了“上天”（尼采说：“上帝死了。”），现代人只能面对“冷酷的天空”，就得自己在背后生起火炉来温暖自己，但是现在“煤桶空了”，“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必须在“上帝”之外找一位“煤店老板”，“要求帮助”。即找一种足以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精神能量，一种能够让自己信仰的人生意义。

 

　　对于像卡夫卡这样严肃的人生意义的追寻者，找到“煤”并不容易。

 

　　“通常的请求”“煤店老板”已经“麻木不仁”，他不会提供真正的“煤”。对于“通常请求”的那些人，煤店老板可以随意地打发他们：比如《变形记》中主人公得到的“煤”就是“亲情”，其他通常的还可以是“爱情”、“友情”、“祖国”、“人民”、“集体”甚至“金钱”、“品质”等等。“煤店老板”就是各种道德伦理，人生意义的提供者。小说中“煤店老板”的形象是“在地窖里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向现代人提供“煤”，提供精神能量的不正是那些“写字”的么？然而，“骑桶者”是一个特别的人，他曾经得到的“煤”都不禁他烧，都被他烧光了。他“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通过对“通常的煤”的消耗，卡夫卡在逼寻那“不可摧毁的东西”。他期待这一次能得到新的煤。

 

　　“我因此骑着煤桶前去”。为什么“骑着煤桶”前去？首先当然是为了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的虚空状态。正如骑桶者自己喊道：“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唯有证明自身的虚无，才能打动“煤店老板”，让他产出煤来！

 

　　更为重要的是：骑桶漂浮，是一种轻逸自由的状态的象征。在“我的煤桶向上升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妙哉，妙哉”！“我”感到自由带来的绝妙的眩晕感。但是，“自由”并不是一种可以挂靠的优选价值。对于大部分感到“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的人而言，他们强调“生而自由”，但卡夫卡却说：“而我这只鸟却在等待一只鸟笼。” 人没有信仰，就无拘无束；人越贫乏虚无，就越自由轻逸；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所以，这只空桶，期待着被装满东西，期待着也能沉到温暖的地方去。然而，“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齐房屋大门”正是一般人的状态，这表明“骑桶者”比一般人更为虚无轻逸，也表明“骑桶者”比一般人有更严肃更高级的追求。

 

　　“煤店老板”也不同于一般人，他沉在“地窖”里，甚至还有多余的“热气”排出去，有多余的能量可供卖完。他以为“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但他又感觉到了“骑桶者”这“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的到来。绝望者期待导师的指引，导师们也以给绝望者开出各种药方为己任，因为上帝有戒律“不可杀人”，或佛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然而，“煤店老板”却不敢走出地窖来。他显然承受不了外面世界的寒冷。他在“夜里咳嗽咳得多么厉害”，他担心这一桩买卖会让自己的“肺遭殃”。 “煤店老板”的弱不禁风，暗示着他根本没有可能给饱经风寒的“骑桶者”以能量。所以，“煤店老板”虚弱地跟替他出去招呼的妻子说：“你告诉他我们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他不知道，怎样的“煤”才能满足这位“骑桶者”，他只能把自己已有的和盘托出。

 

　　“煤店老板娘”是一个普通人。她“坐在火炉旁织毛衣”，帮他丈夫卖煤。她相信所有顾客都已经被供应了煤。她以为“骑桶者”这样的顾客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一桩“凭空想象出来的买卖”。所以，她出来以后，面对“骑桶者”是视若无睹，对“骑桶者”的呼喊也置若罔闻。这就是一般世俗人对卡夫卡这样的严肃追寻者的基本态度。她们根本不能理解世界上竟有这样执着的不能被满足的人生信仰追求者。她们甚至相信只要套件“毛衣”就可以抵御这人世之寒了。多少人，只要读读《知音》《读者》，就觉得人生幸福，人间温暖了啊！

 

　　“骑桶者”以为“老板娘”应该看到自己，但事实是人家根本不理睬自己，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己。从这个角度看，说这篇小说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不通融性”也未尝不可，但这是严肃追寻者与世俗世界的隔绝与不通融。世俗的人们，她们围着“围裙”，“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做着“幸福的人”。她们脚踏实地地沉浸在人世的幸福之中！对于“骑桶者”这样飘在半空的少有价值的苦苦追寻者，她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们偶尔把围裙解下来，抖一抖，就把“骑桶者”这样轻飘虚无毫不务实的人“扇”走了。在“柴米油盐围裙”的现实面前，“骑桶者”显得毫无抵抗能力。“骑桶者”甚至还要被世俗的现实“蔑视”、嘲笑。那些在绝望中苦苦追寻思索的哲人诗人们，都像“骑桶者”，在现实中总是被无视或蔑视的对象。

 

　　“骑桶者”当然不可能在“老板娘”那里求得一铲“煤”。他只能诅咒这个世界，骂老板娘是“坏女人”。只能独自“浮升”到“冰山区域”去！那是一个彻底冰凉绝望的境地！他决心“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他宁愿独自承受少有的冰凉！即独自面对人生的虚无！

 

　　或许如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言：“大冰山后面的国度看起来是一个空木桶有可能被装满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往里面装多少东西就装多少，但不可有太多奢望！“就这样吧，让我们骑上我们的木桶，来面对未来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