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历史问题如何定位

　　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以及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中日关系的本质也有结构性的改变

　　●历史问题并不是中日关系的核心，在中日关系里，有更重要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前不久召开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会议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历史问题一直被认为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研究历史对于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问题并不是中日关系的核心，在中日关系里，有更重要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抠”史实不是目的

　　对日本人来说，有个“历史认识”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也有一个如何认识日本历史的问题。对于具体历史事件和史实的确认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而对如何评价和认识过去的历史即“历史观”的研究则属于历史哲学和思想文化研究范畴。在对历史以及历史观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如何确立两国的对日或对华外交政策与战略则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范畴。因此，中日之间刚刚开始的“共同历史研究”是一项多领域、跨学科的共同研究，它集学术、外交于一身。如果说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件或者是这些事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这恐怕就失去了“共同历史研究”的意义。无疑，具体历史事件应该搞清，但那是纯学术、小范围并且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的工作。

　　相对而言，对“历史观”的研究应置于重要位置。对历史观的研究以“史实”为依据，又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它要求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历史显现的是结果，在有关这一结果的无数答案中只有一个是“历史的真实”。历史观则因人而异，因国而异，因时而异。我们应当意识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似乎都带着一副不同的眼镜来观察历史，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看历史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的发展不会停步，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更新，因此，历史研究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应学会“摘下眼镜看历史”。

　　正确看待历史的方法是，不仅看结果，更要关注其过程中所展现的历史意蕴。对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对历史行为进行解释，也有利于对今后的走向提供借鉴。将中日两国的历史放在世界史、亚洲史的历史长河中定位与思考，是我们解读中日近代史的好方法，切忌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中日间存在不同价值取向

　　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思想倾向导致两国在亚洲认识以及相互认识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距离。回顾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特征，“改良”与侵略的日本、“革命”与受害的中国，在亚洲认识上的非同步性，使双方无法为振兴亚洲而携手前进。

　　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精神境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政治文化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平衡，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用“仁”、道家用“道”来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甚或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使矛盾对立的双方达到和谐统一。

　　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在经历了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和震撼后，其社会结构与国民意识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的一切内外活动似乎都与亚洲有着“不解之缘”。日本人的“亚洲情结”也在此时结成。其后的日本，不论是“兴亚”还是“侵亚”，都离不开与亚洲的交往与互动。

　　近代日本为了在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包围中扩大“生存空间”而不择手段。无论是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还是作为民间理想主义的、主张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亚细亚连带论”，较终都被纳入到“大东亚共荣圈”之中，变成了“侵略的亚细亚主义”而消亡。可以说，日本人的亚洲认识很特别，他既把亚洲看成“自我”，又把亚洲看成“他者”。对于亚洲，日本在“提携”、“改造”、“遗弃”(侵略)之间进行着选择。

　　历史问题不属于国家“核心利益”

　　纵观整个近代日本历史，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一直都在“东”与“西”、“传统”与“近代”、“王道”与“霸道”之间进行着抉择。日本曾学西方走上了侵略亚洲之路，战后又被迫学美国失去了民族主体性。安倍作为“民族派”，上台后的先进件大事就是修改“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目的就是要找回失去的“传统”与“自尊”、走向“正常”与“自立”。看近代日本，既要看到日本与亚洲之间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也要看到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看现代日本，既要看到战后日本实行“和平宪法”的必要性，也要看到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缺少“民族自尊”和丧失“主体性”的现实。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以及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中日关系的本质也有结构性的改变。中日之间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排序也随着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而发生着变化。比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与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其占有“核心利益”的位置不言而喻，它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较后底线。有争议的领海划界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其危机管理不容忽视，但目前仍可掌控。从利益圈划分看，它属于核心与外围之间的“中间利益”。中日之间敏感的“历史问题”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利益定位中将不断地向“边缘利益”发展。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对双方都有利。当然，对日本国内一小撮极右翼分子以及不负责任媒体的挑衅也要予以坚决的反击。

　　中日关系千头万绪，两国又都处于社会变革之中，因此，中日双方必须慎重从事。对日本未来的走向我们还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但我们可以通过双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互动引导日本向着有利于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一方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是在与对方国家的互动中进行的，中日首脑之间确立的“战略互惠关系”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国家利益既包括有形利益也包括无形利益，中日之间利益共同点不仅体现在有形的政治、安全以及经济、能源利益上，也体现在精神利益上。比如，我们对战后日本走和平道路以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进行积极评价就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体现了战略互惠关系。另外，我们对日本走向自尊、自立也应有一定的理解。“自尊、自立”并不能简单地同军国主义复活挂钩，实际上它也是一国精神利益的体现。在日美同盟不断助力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中日之间的“2+2会谈”(由两国国防部长和外长进行的会谈)来消除双方之间的误解。在日本对中俄以及中国和中亚各国往来表示关切之时，我们也可以邀请日本作为观察员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与活动。

　　21世纪将是亚洲摆脱贫困、实现复兴的世纪。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自立”是这一时代大潮中的两朵耀眼的浪花。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中日两国同时平衡向前发展的现象还是先进次出现。然而，两国人民彼此对对方的发展、强大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孰轻孰重，令人难辨。中日双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国家进行战略定位的同时，艰难地寻找着为对方进行正确定位的心理平衡点。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渊源，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利益，复兴亚洲的责任感，注定两国必须站在历史哲学和国家战略高度掌控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与走向。▲(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2007.01.02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