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9日在京举行。今天，我们要敬仰英雄、学习英雄，忠诚担当、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同谱写新时代人民共和国的壮丽凯歌。
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玛哈扎克里·诗琳通等6人被授予“友谊勋章”；
南仁东、董建华、于漪、王蒙、王有德等28人获授国家荣誉称号。
这些闪亮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们与时代同行、砥砺奋进，为共和国的事业鞠躬尽瘁，不朽的“钢铁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于敏二十八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为国铸核盾卫和平，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不赞成被人称为“氢弹之父”。盛名之下，始终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曾经撂荒的山坡上，如今或已披绿，或梯田成行。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她就是申纪兰，一位普通农民，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自1954年至今，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她一直在努力地为自己代表的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而今年近九旬，她依然在基层最一线践行自己的职责。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回望半个世纪的航天路，有起也有伏，每一次都如履薄冰。从一穷二白到一飞冲天，他领导发射的卫星占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他的传奇。笔挺的身板，爽朗的笑声，他的言行举止带着一股军人的硬朗。对于孙家栋，大家亲切地称他是“孙部长”或“孙总”，很少有人称他“孙老”。因为孙家栋从来不服老，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拼命。
1945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役战斗20多次，是为建立新中国、保卫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战斗英雄。离休后，他初心不改、斗志不减、本色不变，积极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充分展现了一名老革命军人、老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荣立特等功一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获解放奖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他是从硝烟中走来记一级战斗英雄！抗美援朝，在伤亡惨重、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李延年指挥部队连续作战一天两夜，打退一而再、再而三的疯狂反扑，毙伤敌军600多人，转危为安。此战，成为志愿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保家卫国，身先士卒，如今，李老感慨：战友们的血，总算没有白流！
他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浴血疆场、视死如归，多次荣立战功。1955年，他转业后主动要求到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连儿女对他的赫赫战功都不知情。荣立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战斗英雄”称号两次。
多次当突击队员，他九死一生，荣立赫赫战功，却深藏功与名。60余年，张富清将奖章和证书压在箱底，从未向他人包括家人提及战功，直到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才被发现。为什么连儿女妻子对此都不知情？老人心疼地说，“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很多战友，都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功劳都比我高，我有什么资格标榜自己，我有什么资格再到处宣扬自己……”
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
是他，让我们中国人牢牢地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就在几天前，袁隆平参加湖南农业大学开学典礼，上万名学子变身“粉丝”夹道欢迎。这“火爆”的追星场面，令人动容，这本就是追星该有的样子，因为他们是共和国最闪亮的星！不久前，袁老刚过完90大寿，虽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可依旧心系“稻香”扑在田间地头，退休对他而言，尚且早呢！
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64岁的黄旭华，是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一个算盘、一把计算尺，他带领20余人拉开中国核潜艇建造的序幕。为确保机密不被泄露，他隐姓埋名，30年不曾回家。曾经，他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不正是黄老从事核潜艇事业的写照吗？痴迷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我无怨无悔；乐在其中，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乐观对待。
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当时科研条件十分艰苦，都是土法上马，做临床试验时，屠呦呦和另外两个同事先试服，她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但他们坚持亲自证实药物安全，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用。最终，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她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青蒿素的中国女性。就像一株挺立的青蒿，顽强、倔强、执着地向高处生长，拥有着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王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其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文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他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印尼回到祖国，曾多次获得全国羽毛球赛男子单打、双打冠军。退役后先后执教福建羽毛球队、国家羽毛球队，在他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982、1986、1988、1990年汤姆斯杯团体赛冠军，涌现出56个世界单项冠军。荣获国际羽联“终身成就奖”
王有德，男，回族，中共党员，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人，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带领职工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呈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探索形成“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治沙英雄”“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启民，男，汉族，中共党员，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他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敢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其中表外储层开发利用技术突破了国内外认为不能开采的禁区。他主持的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田实现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持续开发作出重要贡献。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继才，男，汉族，中共党员，1960年4月生，2018年7月去世，江苏灌云人，江苏省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燕尾镇开山岛村原党支部书记。1986年开始，他和妻子奉命守卫开山岛，32年如一日排除困难、坚守孤岛、为国戍海，自己动手修缮营房、建设哨所，坚持每天巡海岛、护航标、写日志，坚决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有力捍卫了国家利益，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给国防和海防事业。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艾热提·马木提，男，维吾尔族，中共党员，1969年10月生，2016年9月去世，新疆皮山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从警27年始终战斗在基层一线，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充分发挥反恐处突实战经验丰富的优势，事事冲锋在前，带领公安干警成功侦破一系列案件。2016年9月在搜捕公安部A级逃犯时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铮铮誓言。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中共党员，1942年6月生，新疆乌恰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她长期扎根于祖国边疆，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冬古拉玛边防线上50多年如一日巡边护边，每天最少要走20公里山路，在她守护的山口，创造出无一例人畜越境事件的守边业绩。她积极宣传爱国护边工作，在边境线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这些“中国石”成为当地护边守边、彰显爱国情怀的象征。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申亮亮，男，汉族，中共党员，1987年8月生，2016年6月去世，河南温县人，原65307部队70分队班长。他从军报国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训练刻苦，熟练掌握连属主战装备，精通运输车、瞄杆钻车、挖掘装载机等装备操作，成为“一专多能”型骨干，入选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库。2016年5月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果断指挥战友向目标射击，在汽车炸弹爆炸瞬间将战友推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被评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山东沂源人，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1947年参军，经历战斗上百次，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10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退伍后用自己的抚恤金，建图书室、办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富裕村。他身残志坚，用残肢抱笔，历时7年创作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2月生，广东饶平人，原91708部队副司令员。1965年“八六”海战中，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露、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惊人的战斗意志和过硬的素质本领，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路、几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他的英勇战斗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钢铁战士”。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李保国，男，汉族，中共党员，1958年2月生，2016年4月去世，河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他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道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2年8月生，安徽合肥人，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长期从事多边和双边外交领域工作，深度参与我国在多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决策和处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稳妥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等重大复杂敏感问题，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巧做工作，善于斗争，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张超，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8月生，2016年4月去世，湖南岳阳人，92950部队原飞行中队长。2015年3月，他加入舰载机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操纵特点和舰载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得到跨越式提升。2016年4月，执行任务时突遇空中险情，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被追授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中央军委批准为全军挂像英模。
南仁东，男，满族，群众，1945年2月生，2017年9月去世，吉林辽源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秦怡，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女篮五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70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年8月生，西藏比如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配合6位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工作，积极维护班子团结和主要领导同志威信，参与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实施，就西藏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见。他几十年来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高德荣，男，独龙族，中共党员，1954年3月生，云南贡山人，云南省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在任期间，科学制定发展战略，突出培育“水电、矿业、旅游、边贸”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退休后，继续驻扎在独龙江河谷，跑工地、进农家，千方百计打通了独龙江乡通往山外的唯一公路，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郭兰英，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山西平遥人，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她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7月生，浙江舟山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重要贡献。他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程开甲，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18年8月生，2018年11月去世，江苏吴江人，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技强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2019年10月，新中国迎来七十华诞，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也迎来他的85岁生日，并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这是一份来自党、国家和人民的肯定。9月23日，王蒙在文化和旅游部接受了本报及多家媒体的采访。耄耋之年的他，虽然有时会听不清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但思维清晰敏捷、言语幽默爽利，让人感受到时光在这位大家身上缓缓流淌过的沧桑与厚重。
“‘人民艺术家’是一个非常美好而崇高的荣誉。”对这个称号，王蒙深感荣幸，同时也深觉其意义深远。“这次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中央对各行各业奋斗者的关注、肯定和鼓励，非常庄严，也非常提气。和那些国之重器的发明者、维护者、发展者相比，和解放军的战斗英雄相比，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微薄的。”王蒙谦虚地说，他还要继续尽自己最大努力，加油写作。
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王蒙双眼闪烁着信仰的光。“我有幸在少年时代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并加入了组织。”1946年，他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10月，还差5天即满14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时为中央团校二期学员的他作为腰鼓队成员，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证了毛主席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动人场景。
“我经历了从抗战到今天这80多年的历程，知道新中国是近百年来仁人志士奋斗的成果。”在王蒙看来，他的命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更是他人生中的光明底色。“我的写作离不开对新中国的建立、奋斗的书写。”事实上，新中国的70年，一直是他写作的主要内容和题材。
“我有一个自己觉着很牛的说法，那就是——我还是劳动力！仍是文学创作的一线劳动力。”王蒙风趣地说。
谈及自己的梦想，这位“高龄少年”露出孩童般稚气的微笑：“少年时代，我给自己设计过几条道路：我善于潜伏，党可以派我到台湾做‘余则成’；看前苏联短篇小说写建筑，又给领导报告我想学习建筑；后来，看了一系列前苏联作家的小说，他们的作品如此吸引人，于是，1953年春节我便准备写小说。”王蒙坦言，他并没有循规蹈矩，按照老作家常说的写小说要从短小写起的老套路做，“我觉得必须写大的，才有分量。”
从19岁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王蒙的写作已进入第67个年头，作品累计达1800余万字，这些作品记录、展现着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现在，只要一写起小说，我的精神还是挺足，这是我的福气。”王蒙自信地说。
2019年，王蒙的创作又迎来了一波小高潮。仅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篇）》《邮事》4篇中短篇小说。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一直是王蒙的重要书写内容，他已出版了《老子十八讲》、关于庄子的书四册、关于论语的书一册、关于孟子的书一册，即将推出一本关于列子的书，还将继续推进荀子相关作品的写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作家应该深耕的沃土。”王蒙说。
谈及对“人民艺术家”的理解，王蒙说：“人民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作家经常强调的人道、人性、人际，也都源自人民。我们得时刻惦记人民、体贴人民，为人民说话。”
“最早听到‘艺术’这两个字是在前苏联开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到了‘语言艺术’的说法，印象深刻。”王蒙介绍，后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周扬同志提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几位同志是“语言艺术大师”。“若你的文学作品能达到语言艺术的标准，那就是很高的评价。”
王蒙于1986年至1989年担任原文化部部长，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与发展他有着新期待。“提到唐代，大家脑子里会自动出现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这样的文化阵容。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培育文化‘大家’阵容。”谈及晚年最大的梦想，王蒙坦言希望能看到一个在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道德上均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归根到底，我最大的梦想是——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在这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中国人要有更崭新的模样和更开阔的精神境界。”
谈到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时，郭兰英略显不安：“这个荣誉是人民给的。感谢人民，我受之有愧，为人民服务得太少了。”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吃过很多苦，从小被送进戏班，是党和人民挽救、教育、培养了我，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爱。”这是郭兰英对自己曲折一生的概括。
1930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由于家境贫困，4岁开始学戏，不到15岁就成为张家口一带的名角。童年的两次被卖和11岁离家学艺，使郭兰英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磨砺。直到参加革命，她才彻底摆脱苦难，获得攀登艺术高峰的自由。
郭兰英参加革命的经历颇为传奇。1946年，歌剧《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排演场地正巧离郭兰英当天演出的戏园不远，她兴冲冲地跑去看戏，“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她说。
在《白毛女》的启发和鼓舞之下，郭兰英不仅离开了戏班，更毅然携母参军。她自制了一套军装，把象征名伶艺人的两颗金牙拔掉，幸运地成为《白毛女》演出队伍所在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的一员。
这一主动而坚定的选择，影响了郭兰英的一生，也因此影响了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她将戏曲艺术中的唱功和做功融入新歌剧中，成为现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郭兰英被委以重任，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因为是第一次独唱，年仅19岁的郭兰英很紧张。周总理的一句话鼓舞了她：“你在前边唱，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给你做后盾。”郭兰英在大赛上演唱了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并拿下大奖回国。
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上甘岭》完成了全部镜头拍摄，但插曲的录制工作迟迟未能完成。当时，剧组邀请了国内许多知名歌唱家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词作者乔羽向导演沙蒙推荐了郭兰英。
没想到郭兰英一开口，全场叫好。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首歌，于是，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而“郭兰英”这个名字，也和歌声随着电波响彻了大江南北。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进入筹备阶段，这是当时文艺界的一桩盛事。郭兰英也被选入参演，演出的歌曲《南泥湾》创作于1943年，她对舞台动作表演做出很多特别的编排，比如，她走的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乔羽曾说，郭兰英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为音乐的节日。郭兰英却直言，“音乐的节日”这样的场面实在太多，真正让她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正式的演出场合。1948年冬天，郭兰英随文工团赴太原前线，途中一晚，他们停宿在一个小山村里。房东大娘知道这是一群文艺工作者，便感慨道：“唉，可惜你们来晚了，我们山西原先有个好唱家，山西梆子唱得可好啦，可惜她已经死了。”大伙儿问起这位好唱家是谁，大娘脱口而出：“郭兰英。”当大伙儿说眼前这位姑娘便是郭兰英时，老大娘忍不住落下了眼泪，郭兰英也感动地哭了。那一夜，郭兰英为老大娘演唱了好几首山西梆子和太谷秧歌，闻声而来的乡亲们挤满了整个院子，连墙头上也爬满了人。
“过去，我处在社会底层，没有做人的尊严，受尽凌辱和苦难。而今，在党的培养下，为人民歌唱，受人民爱戴，享受到人民给予的诸多荣誉。”时至今日，郭兰英仍在很多场合以亲身经历激励新一代歌者，要亲近人民群众，为老百姓而歌。
郭兰英永远记着周总理的嘱托：“一定要把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给下一代！”1982年，她告别舞台、走上讲台，后来在广东番禺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上，郭兰英再度站在舞台中央，演绎这首每每唱起都让她热泪盈眶的歌。
“《我的祖国》完完全全唱的是我的心里话。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服务于人民。我是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只有努力做得更好，一辈子歌颂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郭兰英说，“就算现在走路有点不太灵活，唱歌气息也不足了，但我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不变。”
“这实际上是党和政府对莫高窟人以及全国文物工作者数十年来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取得成就的肯定和褒奖。”在谈到获得国家荣誉称号的感受时，樊锦诗对记者表示，作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分子，她感到荣幸，也为自己有生之年能为莫高窟做一点事感到欣慰。
1963年7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50多年来，她扎根大漠，致力于莫高窟的考古研究、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莫高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秉承‘莫高精神’，在文物保护、敦煌学研究和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樊锦诗说。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被樊锦诗一再提到，这是敦煌研究院75年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樊锦诗告诉记者，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历史使命感，在大漠戈壁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形成了“莫高精神”。在几代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莫高精神”如今已生根发芽、结出硕果。
1962年，樊锦诗因毕业实习来到莫高窟，也是这一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启动。莫高窟精美绝伦的艺术让樊锦诗流连忘返，但恶劣的生活环境让她苦不堪言：没有电灯、自来水，只有苦咸水、煤油灯、土屋土炕加上漫天风沙……很快，她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在心里对自己说，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毕业前夕，敦煌方面对北京大学表示希望曾经实习过的同学能去工作。“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樊锦诗说。
就这样，樊锦诗又一次来到了莫高窟。这一来，便是56年，再也没离开，满头青丝终成华发，她像先辈一样，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守护莫高窟。
1977年，樊锦诗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担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1998年，即将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保护是第一要义，作为保管机构的敦煌研究院，任何时候都要把保护放在首位。”担任院长伊始，樊锦诗就在各个场合这样反复强调。
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引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使莫高窟文物保护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发展到现在的科学保护，并初步建立了预防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探索文物数字化技术，自主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使莫高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得到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采用数字技术，制作数字电影，解决了兼顾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难题；上线数字敦煌网站中英文版，让全球可以在线共享30个洞窟高清图像，使敦煌文化艺术走出莫高窟“活”了起来；在国内外举办各类敦煌艺术展览，让敦煌壁画艺术精品走进学校、走近大众。
“莫高窟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的发展。”樊锦诗说，上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导致莫高窟及其藏经洞文物遭到浩劫，造成了我国文物主权丧失的莫大耻辱。尽管1944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但无法解决莫高窟保护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莫高窟残破不堪的面貌。
今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视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对敦煌研究院的殷切期望、谆谆嘱托，激励我们万里长征再出发，为国担当创新业，让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感到肩头的责任更加重大。”樊锦诗说。
“荣誉代表过去。”樊锦诗对记者表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仍然希望力所能及地继续为莫高窟做点事，同时也希望敦煌研究院的年轻同事们能继续秉承‘莫高精神’，保护好、研究好、弘扬好祖国的文化瑰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